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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  张爱玲在“五详”中，有一条考证说探春后来封了“杏元公主”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个说法是来自拙著引及一个“三六桥（清人名，三多，字六桥）本”，中有探春日后“杏元和番”的情节。

         这是（已故）张琦翔听日本教授儿玉达童讲课时说的，曾见三六桥藏一异本，日本人不能说华语，在黑板上以华文写简单的示意词，在讲探春时写了“杏元和番”四字。

         这原是打比方。用的是小说《三度梅》里的故事，杏元姓陈。我幼时还常听母亲说这四个字，不带陈字。在旧日这是大家熟知的故事，民间鼓词也弹唱这一段子。

         儿玉是说，探春在那异本中是远嫁了一位番王（外番，旧朝代称属国或少数民族的“部”），有如陈杏元那样。“和”是给朝廷与部族结亲，和睦相处。

         张爱玲的话，似乎也即指此。但“封为杏元公主”之言，又与探春花名酒筹掣得“日边红杏倚云栽”的杏花拉在一起，不知妥否？

         公主是皇帝的女儿；王爷的女儿叫“郡主”了。说探春封公主，只能是皇帝认了干女儿。不知有此制度否？

         其实，湘云的牙牌令早就说了：鸳鸯宣“中间还得么四来”，湘云对：“日边红杏倚云栽”，么，红点，喻为日；四，也是四红点，喻为红杏也。么四配上左、右两扇“地牌”——即书中称“长么”，各两红点凑成九点红，故名“樱桃早熟”。而湘云方对：“御园却被鸟啣出”。

         可见，湘云也曾落入皇家——但这是康熙太子胤礽之长子弘皙的“双悬日月照乾坤”的“坤乾廷”，谋推翻乾隆的“影子朝廷”的御园。

         这就是说，张女士只看到探春的后文，而看不到湘云的几倍复杂的后文经历，一敏感，一钝感，何也？只因这么一来，她把雪芹原书中湘云的情节看得太“直线逻辑”了，简单化了，因而很多层次不清楚，于是判断“旧时真本”的真情实际，也就过于简、显、浅了。

         若如她所论析，所见记载“真本”“异本”不是一种，而是多部各异，那么就像是一百二十回伪全本出后的续书也是多种多样（集中于嘉庆年间）。也就是说，那情况应是八十回抄本出后不久的现象——就当在乾隆中叶才对。不然，一百二十回本已出，大家纷纷续之，为其所骗（自以为是续“全本”），已天下风行，如何还会出现那么“多”的“真本”“异本”？

         这些疑案，以俟高明决之。

诗曰：

探春红杏不为奇，早见湘姑口诵之。

啣出御园岂妄语，几多曲折更谁知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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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一个作家，写作当时以及过后，都会有所增删润色，这是“规律”，谁也不能否认，何况雪芹十年辛苦，经营缔造，写几百口人的事情，千头万绪，其“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，岂为空言。但看了张爱玲的考证，我总难以接受她的论证方法与结果，觉得若是如彼之“增删”法，则《红楼梦》对我的吸引力就大大降低，兴致大大败落。

          比如，《戚本》一回前脂批，说是“自闻曲回以后回回写药，方是颦儿病重……”，她却读作“回回写药方，是颦儿病重……”。然后就下“断语”，说那些回的“药方”，已都删去了！

         怪不得她是让“梦魇”给迷住了，以致“聪明一世，懵懂一时”。谁见过一部书竟会“回回写药方”？！

         脂砚批书时曾说过一句话：“成何文字”，可用在这里。世上还有比“曹雪芹”更拙笨的“作家”，“回回写药方”！（这又是受了某人的谬说之影响。）

         其实，就连“回回写药”，如第二十六回佳蕙与小红谈心时，提黛玉“时常吃药”……，不过如此之类，不时见到一笔而已，岂是真的“回回”之理？读古人文字，不去体察语词有时夸张一些，会其意可也，若处处“以词害义”，死抠字眼，并以之为“考证”的根据，明言原来是“回回”有“药方”的，如今不见，是都“删”了……。若只此一例，可不深论；无奈张爱玲的这种论判太多，令人不免难办：到底信她？还是疑她？一疑，就显得太认真了吧。大家都在“痴人说梦”，彼此彼此，同发一笑可也。

         这样有趣是有趣，又怎奈研究《红楼梦》是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，以玩世不恭、逢场作戏的态度来从事，是不妥的。

         又比如，她推断：湘云幼时依祖姑太君住在荣府，与宝玉同起居游戏，因与袭人相投，无话不说，早曾说出“不害羞”的话：等长大了，我和二哥哥作夫妻，你也嫁了他，咱们永远在一起……（此系我假拟的“对话”）。这个意思是不错，从后文袭人问着他，有明白的含义可以领会，不但张女士一个，不少人都能同感。但张女士的“理论”便又来了：原稿是这么写的，“后来都删了”（大意总是这么句话）！

         我要问：这写了何妨？天真烂漫的小湘云，说这个，岂不更觉有情有趣？后来的“都删了”，是何必要？出何用意？——难道是为湘云讳？那不太“道学”“封建”了？

         “删”，也罢了，但“删”的一字皆无——没有这个人物！直到第二十回后，才突如其来，“史大姑娘来了！”

         没头没脑，一至于此，这合乎古今中外的“叙事学”吗？

         张爱玲在此，只讲“删”，不讲“理”。

         试想：后文清虚观一次盛会，独湘云不在场，与省亲正同；盛会一过，立即又是“史大姑娘来了！”
笔法如一，何也？

          窃以为，雪芹创此笔法，是特别表明湘云乃是“后之三十回”的重要主角人物，她在荣府败落之后才在全局中起关键作用。这根本不是什么“删”了，“大拆迁”、“大搬家”的“修改”技巧的琐末小节。

         张爱玲把湘云和“侠”字联起来，却是一个重要的题目。容另文讨论。

诗曰：

竹马青梅戏诏多，憨湘幼小爱哥哥。

不知写罢何妨碍，“删”字轻轻斩断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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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把湘和“侠”联起来，是张爱玲的一大贡献。

         雪芹写“侠文”，首推柳湘莲，而此名之三字皆与湘云“相连”，亦“香怜”，妙谛连环。

         湘云与柳郎俱名曰“湘”，书中所独。湘云又是首倡《柳絮词》者。复次，“藕香榭”又是与湘云紧紧相关的一处景色，即与“莲”“荷”为景的轩馆之处。

         柳湘莲打了薛霸王，拒了尤三姐，又因秘事远行，与宝玉作别。他后来似做了“强梁”，又救了薛蟠，反结为至友。

         柳郎的一派侠气，亦书中所独。

         他流荡江湖，似与湘云之流落于苦境有其关联。

         难道是柳郎救过湘云？

         但如今的新课题却是：湘云可能被救，而她同时又是救人的一位侠女。

         这是我从张爱玲文章中获得的新启示。

         因为，文康作《儿女英雄传》，“针对”的《红楼》一书，人人有“对应”，如——

         安龙媒——贾宝玉
         张金凤——薛宝钗
         长姐——袭人
         安老爷——贾政
         安太太——王夫人
         舅太太——薛姨妈

         那么史湘云的“对应”是谁呢？恍然大悟：原来就是十三妹何玉凤！十三妹正是侠女，对极了。

         因此，文康的构思，是将史湘云的“侠”发展拓充变化而成为一个新型的十三妹。

         湘云的“英豪阔大”，一本正作“英雄阔大”。

         湘云听说邢岫烟在迎春房受委屈，心中不忿，立即起身要去“质问”迎春。

         宝钗的反应是把她按住，说“你疯了！……”

         黛玉的反应则是：“你又充什么荆轲、聂政！”

         只从这一句，方点出了湘云的“侠”。这一笔不是虚设的，雪芹无闲文，越似细处越隐有要义在后文。
湘云因此还批了开当铺的“会想钱”。

          因张爱玲提醒了我，探佚至此，有一可能是：袭人被忠顺王府强索，并威胁宝玉安全。于是袭人甘愿舍己以保宝玉，离贾府而入王府——此时，是史湘云挺身而出，也甘愿卖身于王府一党的势力，舍己以救宝玉于十分危险的绝境。

         湘云因此流落，陷身贱役，处境至惨。

         在最困难的一刻，忽然得到柳湘莲的来临和搭救，并护送到了复生的地方，然后设法令她回到京城，寻觅宝玉。

         ——会是这样子吗？

         当然推测是一种假设，未必即是，也未必一无是处。也许有其“合理成份”，只要有一点点，就“值得”了。

诗曰：

柳郎史女各英雄，侠女侠男陌地逢。

我愿救人人救我，重生绝处泪流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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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读张爱玲此书至“五详”，令我感到这是她结束“考红”的文章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说，确实更重要而更难得讨论欣赏了。

         “五详”目的是考论“旧时真本”。这个主题，粗心人只以为是她对这个“真稿”的可信与否大加评议，其实这里的真核心本质还是比照雪芹原著与高鹗伪续的大分界、大反对，不可调和的秦、楚与项、刘。忘记了这一点，就谈不到理解她、评价她了。

         在这篇“结文”中，第一是她抓住了作者曹雪芹一生为之滴泪研血的三个女性，即：一黛玉，二袭人，三湘云。

         张爱玲叙事说理，无休无止，重重叠叠，反反复复，而我们期待的她的最简明爽利的、透明鲜亮的正面话，却最少最珍稀难遇——需费尽了力气、耐性，才忽然意外地发现了寥寥二三奇语，令你感到惊奇和喜悦。

         她的意思是说，宝黛“爱情”，至“诉肺腑”为最高潮，以后就显得淡化了，连紫娟试忙玉（俗本改“莽玉”）那一回，虽因黛而生文，亦非二人当面的情景。并引太平闲人之评，以为二人年龄渐长，有所克制，不似从前……，她评为“曲解”而又承认：毕竟读者对此“渐”“淡”是感受一致的，是实在的。于是她的整个一大套“大删改”、“大拆迁”、“大搬家”的梦魇又都重述一遍，找出“理由”，想像这是如何“删改”的，云云，等等。似乎是说，本来和以后应有二人更精彩的场面，今既不存，感叹痛惜。

         ——以上，说是评非，总之尚无大奇之处，一般读者，尚能领会而表同。

         可是就在这儿，她忽然“蹦”出了一句令人惊讶不已的奇语——

         ……而宝黛是根据脂砚小时候的一段恋情拟想的……

这几句话，对别人起的作用，不得而知，对我来说，则真乃“石破天惊，云垂海立”了！

          我不禁像刘姥姥，口中连念“阿弥陀佛”！难读的张女士，从不肯对脂砚其人说一句正面话的，却在此“交心”、“坦白”出来！

         这是“笔法”？抑或“潜意识”——她不愿承别人的考证，却心里早已默许了？还用我再罗嗦吗——脂砚才是真有其人的“原型”，名为黛玉的方为“创作”上的虚构（说得难听些，即“编造”）。

         那么，再也不用“证明”了：她分明确凿地感受到脂砚原是位女流人物，小时候与雪芹亲密无比。

         这么一来，事情就“好办”了——我与张女士纵有一千条分歧点，纵然她从不提及我的脂砚考证，只要肯说出这么一句，正是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，她的这力量反比别人更重千钧。

         红学史上一个最关键问题，由此可以解决定论了。

         张爱玲既然“不慎”逗露潜意识中已然接受了拙考的脂砚是女性，亦即湘云的原型（宝、湘幼事，她已说明），那么她自己制造的“梦魇”就有一线熹微出现，不意夜魇将退，曙色在窗了。

         脂砚之批：“……回思将余比作钗、颦，乃一知己，余何幸也！”、“余尝[常]哭芹，泪亦殆尽”、“唯愿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，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！”……聪明绝顶的张爱玲，你怎么体味这些话的语气？如何“详”她们二人的亲昵关系？是什么叔叔、舅舅、哥哥、爸爸种种怪说所能说服了你吗？（注）

湘云的故事变化大，纯由原型脂砚的经历太坎坷太曲折，书有早稿改稿，倒是合理的推测。

         梦游幻境所聆湘云之“曲文”，可以是原先早稿有意不及，也可能是有意留与“因麒麟”一回对看，让读者自寻自悟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个极大的关目，终于可以不再入于“魇”的了。

诗曰：

脂畸原是女儿身，幻化题名障目尘。

湘黛谁虚谁不实，聪明绝顶服斯人。

（注）畸笏，即脂砚之晚年化名，参看拙著《红楼夺目红》“俗事用俗笔“篇。“命芹溪删去”的“命”毫无“长辈”口气义，例如中秋夜湘、黛联诗，也说“命他快联”。“余久不作此语矣”之“作”是“聆”字行草书的抄讹。乃脂砚女性忆旧语，更与“长辈”无涉——“长辈”难道会见一个晚辈就说一次“不忍相见，免得彼此伤心”之类的话，又成何文字？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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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探索“旧时真本”，就是为了尽可能地窥见一点点雪芹原书的整体构思与终结主旨，又因此可以晓知这与高鹗的伪续是本质的大区畛，不关“艺术”细故。张爱玲以为，我引的10条资料是个“大杂烩”，而我误认为一。也就是说昔时的“真本”“异本”有好几种，孰真孰假，莫衷一是。

         她的批评我诚恳接受。但也有几句话要说明：——

一，尽量搜辑资料记载，以供全面研究，是功是过？
二，存在的资料是“客观”的，非出我造。
三，现象上的“大杂烩”，有没有尚欠深刻研究、乃至误会词义、思虑欠周等问题。是否都诿过于资料的“杂”？

这些，都不是三言五语所能定谳的。

         事实上，这是当时的“热点”话题，“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，纵读诗书也枉然”的风气下，主要是“开谈”，今日可见的，不过是几个特别“勤快”的动笔者，记成了文字；而这又包括着多层的辗转传述、“传闻异词”，此有彼无，彼详此略；又有走样子、加枝叶、添附会；还加上各人表达能力有差异，措词有工拙……。

         还有一个极关重要的事实，就是人的记忆有其明显的特点，姑称之为“各取所需”。就是说，彼此听、读时的注意点很不同，因而留下的记忆点也各有所重，并非千人一律，“平衡”入脑。

         我举一例：数十年前，我与家兄祜昌于大年三十（除日）这天苦赶返里团聚省亲，是日奇寒，我得力于一个机缘坐汽车早赶到了，而家兄从塘沽往回赶，路线曲折，末一段是坐笨木骡车，全无御寒之具。很晚才到家，冻得够受，用热水洗脸，欣慰地向我说：“可真够呛！同车一位老太太，下车时说：‘哎呀！我的脸都冻没了！’”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。

         老太太的奇语，意思是说，那真极冷，整个脸冻麻木了，失去了知觉——就觉得自己这张脸已然“没有”了！

         数年后，又适值除夕，我向祜昌提起前尘，重温老太太的奇语。不料，他听了茫然愕然，说：不记得有这回事。

         以后，我与他“互证”记忆，方发现共同亲历的幼、少往事，大量细节是他记得极详细，我已茫然；反之，我能说得十分生动的往事，他却模糊得很了。

         以此而推，记述“真本”者多为传闻入笔，并非个人亲见详读，其彼此记忆之出入又当如何？

         最明显的，如陈其泰、姜亮夫二例可资“反思”：陈只能说出其祖父特赏宝湘除夕和诗……。难道这能说成是只有此事？同理，姜能回忆全部为16册之多，而他只能举出宝、湘相聚重逢一点点情节；如饥如渴的“红迷”再求问别的，他一字也答不上来——又难道这能证明他所见只此一节？

         所以，焉知不同人所记“不同”本不同之事，不是出于上述一个道理？宝玉“击柝之流”，遇北静王，化缘巧遇袭人仆地（不一定就是“死亡”之义，是昏倒）……最后他又与湘云于千回百折后重会，重会后曾除夕联句，这，就如各记其最感兴趣的、印象最深者，并不可异，并以为这就等于他们这些人见的都不一样，各有一部“异本”。

         我觉得张女士这种判定“大杂烩”，是太性急太“直线逻辑”思想，太鲁莽，轻于定案，于是又成为她自入“梦魇”的一例。

         这样判案，有点儿危险，很容易将真断假，“失之交臂”。

         ——万幸，她已承认“早稿”曾有宝湘重会，非出胡编乱造。谢天谢地！

          只要她承认了这一最要点，所余其它疑难课题，都不难逐步破解，需要时日，需要智力，需要灵慧，也需要续有发现（如资料之类）。再聪明，一个头脑也解决不了曹雪芹留下的全部奥秘。

         最近，有一小友告知我，网络上忽见一则传闻，8年前白俄罗斯人于东北“捡”到一部《红楼》，与今不同，只见一页，写的是湘云批评宝玉：“怎么你越唱越唱得俗了！”好像是宝玉有贫后卖唱之事（？）

         不拘可信与否（网上多伪造惑人），反正有一点：即使出于编造，焦点也聚在宝湘之间。也非“巧合”了吧？

诗曰：

关切为真抑可商？传闻词异亦寻常。

众家记忆非机器，电脑当时尚渺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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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我对张爱玲的论红见解，最感兴趣的还是她论宝玉的三个感情最重的闺友：黛、湘、袭，而宝钗不在此列。

         她对黛、湘的微妙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解说，极富创见、独特价值。这大约与早有不少专家看到黛、湘有点儿娥皇、女英的味道，可以互参。

         我的拙见以为：黛玉其人，生于花朝，作诗葬花，为群芳之代表，是娥（女儿）之皇也。而湘云的豪侠气度，岂不正是“女英”！“三女传”凸出了十二钗之最夺目处。所以，袭人这个主题，她也抓得对。而且却有相应的贡献。

         张女士只依常谈，据花名签“桃红又是一年春”而知其琵琶别抱，嫁了琪官。但她看事失于简单化，不知那句诗的后二句“花飞莫遣随流水，怕有渔郎来问津”，是诗人谢枋得比喻怕元朝逼他出仕新朝，雪芹用此，明言袭人是受逼而别嫁，事关政治斗争株连贾府遭难的关目。她似乎只看到“不嫁二主”的“失节”一点——还是受了高鹗的大骗。

         她据我引的一条资料内载“真本”袭人嫁后富足，而宝玉已为僧，雪中化缘（讨饭）至其门外。袭人出而施舍，二人一对面，认出了真相前情，感情上皆不能支持，一同晕倒在雪地上！

         张爱玲却没有斥为“编造”，认为这是作者真的经历。可知宝玉出家不是“悟”了，看破红尘，也不是成仙作祖，而是生活贫困之一种变相。

         总之，这个真本早稿没有什么“色空观念”之类的内核作怪。更要者，她于此节又不斥“自传”说了，反而承认是“亲历”了。

         你看，研究《红楼》，多么不易，连她也一会儿钻入“魇”中，一会儿又自己像蚕蛾破茧，“自力更生”了！

诗曰：

大哉红楼梦，岂是梦之魇。

自入又自出，还惊张爱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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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在张爱玲的“大拆迁”“大搬家”的理论中，脂批是她执以为论据的要端之一。因此，应略加检理，以窥她考证的功力与识力。

         她对脂砚重评一事，也无正面研论，统观不过还是别人的陈言，不出几点：

一是脂砚不知何人——最后在“五详”中忽以一语承认是个女性，并与作者幼年相恋。
二是脂砚逝后“出来”一个“畸笏叟”接她的批书事业。
三是此“叟”并作书中《凡例》等改动。
四是她承认麝月实有其人，如书中所写及的，袭人去后依嘱独留，与雪芹在一起；而不提脂、麝二人相伴，麝在一旁“闲闲无一语”，使批书人至此“对景伤情”——张爱玲认定这是那“叟”这个老头子的事情，这个“长辈男子”和麝月对坐触“景”而伤怀了！

         其实，她被“字眼”骗了，又上了她根本不明真相的所谓“靖批”的一条可疑之语的当，谓畸有悼脂之言，云云。所以畸笏是个“叟”。但此“叟”尽知雪芹（子侄辈份）的闺房隐私，并与脂砚同口同声地称“玉兄”“阿凤”“颦儿”等等亲昵口角——对此，她未表任何纳闷生疑。

         她忘了，“叟”者，既是“烟幕”，又是戏言。女人也称“叟”，只不过其音微微一转，由SOU念成SAO而已——书写成字，方加“女”旁，即“嫂”是也。

         所以，见年龄大些的女人并无亲属排行关系，通常称为“大嫂”，加姓即“张大嫂”“李大嫂”——其实皆“女性之叟”也。张爱玲似乎未念及此。

       至于脂、畸，乃一音之转，小孩子咬字未清时就念“知”为“鸡”：“我不鸡道”，谓不晓也。故“咬舌”的湘云即如此读音，而将脂念畸（ji），恰证此女批者是个“大舌头”！与湘云正同。

         笏，是砚的变称，如南宋名词人吴梦窗（文英）的一首《江南春》，起拍即云：“风动牙籤（象牙制的书挂在书卷上的籤牌，上写书名卷数等），云寒古砚，芳铭犹在棠笏。”此处之“笏”，即是上句之“古砚”，上刻铭词，而且文词“芳”雅。

         盖古砚在宋以前，多见“风”字形、圆形，等等；至宋以来，渐为方形、长方形了，遂以“笏版”为喻。因墨也由圆饼形改为长方版状，故也称墨一块为“墨一笏”。今人不知了。

       总之，“畸笏叟”，实即“脂砚嫂”，雪芹辈人，喜欢这种雅谑，亦其素性放浪、诙谐之一面，没有什么可异之处。

         可惜，连张爱玲也上了当，又误从了别人的说法，硬说“畸笏”是什么“叔叔”。

         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，名分已定，评者就是脂砚斋，更无第二个“长辈男人”来喧宾夺主、“化男妆女”冒充什么“重评”。

         解了此迷，就不会硬把“己卯”以后的续批与原批硬“分家”，并以之“考证”，弄出许多本无其事的麻烦——即所谓“梦魇”。

         脂砚知道“凤姐点戏”，是她自己为之执笔。“书外”省文也。

         脂砚回忆，与作者在“矮幽页（一个字）舫”前以合欢花酿酒，亦“书外”省文，无限烟云溢于尺幅也。

         在张女士的思维方法上，这些又都“早稿”后来“删去”了（？）

         如此之论，岂不奇甚？

诗曰：

多少奇文与妙招，飞扬变化笔逍遥。

为文岂有死条令，锦瑟休将柱尽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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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通过这一本《梦魇》，对张爱玲这位百年不一定能有的罕见奇女异才，我是怎么看怎么想的？

         一面是惊佩、一面是惋叹。

         她不惜十年之力，作此“五详”，为了什么呢？不言而喻，是赏爱雪芹的真《红楼》，无以复加，不能自已，遂为之力辩原著与伪续之大分域，为之寻索创作笔法的文心匠意——她自己是个作家，要从这儿学到雪芹的高手绝技。

         但她在这册“魇”里，对她毕生热爱的伟著本身，赏会如何？评价如何？心得几多？感受安在？总不见她正面地概括说上几句警策的真知灼见之言，切肤动心之喻——只是这儿三句零言，那儿五句常语。我们几乎无从知道她到底认为《红楼梦》该当怎么理解、认识，尤其与外国名著（她都内行）如何比较评量？简直稀而又少，有一点，轻描淡写，刚一开口，又无下文了。

         我一直思索，这是何故？是否由于她为人秉性太洒脱了，以为那些，人们“知道”，不烦再言？是否认为雪芹之书，“读者当自得之”，别人不必参以旁见？——抑或她是想在另一部书中撇开“考证”专讲鉴赏等事？

          我既无力考明，就还以“魇”书为限，窥视一下她的片言零语“背后”的蕴涵，聊胜于无吧。

         她在自序中说：“《红楼梦》未完还不要紧，坏在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……。红楼梦被庸俗化了，而家喻户晓，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，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与阅读趣味。”

         又说：“我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大学城里待过些时，知道《红楼梦》的学生倒不少，都以为跟巴金的《家》相仿，都是旧家庭里表兄妹的恋爱悲剧。男生就只关心宝玉这样女性化，是否同性恋者。”

         从她这两处的意思来体会，固然高续的二女争婚早已把《红楼》庸俗化了，就是巴金的名作小说也不能同日而语，写大家庭并非雪芹的主旨和品格。

         那么，从这二例归结到一个聚点：《红楼梦》到底是什么？应如何看？对此，她就不往下说了。

         另寻一处，只有她提到《金瓶梅》与《红楼梦》时，说书中罗列盛筵的名色，（生活实际细节）人们很感兴趣，爱看；至于说到人生的虚无，就无人注意了……。

         这话，我才觉得其间隐隐透出了一点消息：她是把《红楼梦》当作一部与人生观、人生感悟或人生理想的书，托迹于“小说”之体形而已。

         不过，似乎她并不太懂得空空道人的“十六字真言”，并由此改名“情僧”的重要机关，有点儿误染了“色空观念”的嫌疑。

         她对雪芹开卷大书特书的“大旨谈情”的情字，总不言及。就是在讲宝黛关系时，也限于“爱情”这个角度，不旁涉更博大高层次的情。

         因为资料不足，我又耳目所限，所言也许不确。如有失言，容后改正。

         当然，到底什么是“情”？不能在本书讨论这样的大课题。我不妨绕个弯子，引用夏志清先生以英文评《红楼》的例子。他是用了Love andCompassion来给《红楼》定位。这话译为中文是“爱与怜”。我想：夏先生已感到雪芹之情，不是一般的“感情”、“情思”、“情怀”……，英文无有对应字，无法译，故不得不用Love and Compassion来向西方读者“传述”原旨。这是深体芹衷，而译义圆足的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个爱，不是男女的性爱，是爱其才，爱其品，爱其丰韵气质。怜，是惜其人，惜其境，惜其心，惜其命。

         这实际近乎悲天悯人，早已超越那种世俗的“爱情”。

         所以这种博大崇高的情，总不能为一般人所易体认，于是遂被伪续钻了空子，从本质上把雪芹原旨改造了——彻底庸俗化了。

         ——张爱玲没有如是说。究不知我意所揣，切其本怀否？

诗曰：

异乎叙写旧家庭，不是婚姻爱恋争。
自有人天高境界，万言千语说难清。

.
         张爱玲说过人生几件恨事，除了重申前人的海棠无香，鲥鱼多刺……之外，就添了深恨《红楼》未完，狗尾来续。

         海棠未必无香，正如有的音波振频非人耳所能感到，却不可谓之“无香”。我意海棠花的“香浓度”太高，所以人鼻不能享受，非“无香”也。

         由此证知她也酷爱海棠，也就行了。

         至于恨鲥鱼多骨，我却不敢苟同——不是硬说鲥鱼无刺，是说一般人谁吃得上这种鱼？人家鲥鱼生来也不是就为了给你吃，人家刺多刺少，干你甚事？真是口腹为“本”的思想作怪，没有意思，颇觉无聊。此又她的“未能免俗”之一例也。

         至于恨《红楼》之未完、伪续之妄附，则不胜同情之感，同道之幸！

         张爱玲的言词是有克制的，罕有夸张、过分、感情冲动、意气用事之词。唯于高鹗，却绝不留情，甚至“破口”而詈。

         她说了高氏是“狗尾”，又说了伪续后四十回是“附骨之疽”。这已入木三分，令我浮一大白了。谁知，她还有厉害的斥骂，说：

         “高鹗死有馀辜！”

         她不怕“众怒”，出语惊倒天下腐儒卑识。

         这话，表明她抱恨已极，如鯁在喉，不吐就无法忍受了！

         ——正像她不正面赞颂雪芹一样，也不见她正面说明高鹗为何如此可恶？

         前文已举过一个“枯寒”。此只系艺术感觉，无关内涵。

        她感到“天日无光，百般无味”，同为艺术感觉，全无思想评判。

        胡风倒看透揭破了伪续是个空前未有的大骗局；张爱玲语不及此。

         这是两家的表达方式之异吧？

         现今，仍有不少捧高抑曹派。此非本书议题，不拟多涉；我只想说：他们是否见了“死有馀辜”四个字？若已见，作何感想？是否大骂张爱玲一通，毁谤奚落，人身攻击，洩忿了事？

诗曰：

曹高附骨皕年间，狗尾既然喊叫欢。
死有馀辜天震破，惊雷骇电鬼神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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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评议张爱玲的红学，我原无资格，只因有感于异才奇女之难逢，赞芹斥高之强烈，方使我深叹机缘不再，晤语无从，遂以文字，纸上琢磨。

         当然，这是我一己方面的感慨。至于她，假若我于1986年—1987年在美时真地寻到了她而登门求教，是否能接待我？若接待了，又是若何？“久逢知己”乎？“话不投机”乎？

         我颇自觉，怕是后者的可能性大。

         这是因为，她原不知我为何如人，想象我是一个“阶级斗争论者”。

         即使不然，她把她的“大拆改”，“大搬家”与一整套理论向我倾注时，我怎么办？唯唯诺诺，学品何在？争执论辩，礼貌岂宜？这就难了。

         也许，最愉快的（假想）场面，是我们只谈狗尾续貂，不涉其他，于是抵掌击节，眉飞色舞……，此所谓高山流水，相视会心。至难得之乐也。

         假想理归是个假想。不管怎样，事实已把她与我划在一个“营垒”中，此营垒的使命便是反高卫曹，旗帜鲜明，只要这样，我欣然意足，天复何憾哉。

         世上的奇事，无过于以伪续四十回为栏卡，就把人们（读红、论红者）分隔成两个艺术畛域和精神世界。更奇的是，这不可调和，永远“君向潇湘我向秦”。

         说一百二十回“天衣无缝”。

         说大致不差，文笔稍逊。

         说四十回内本有真本残稿。

         说若无后四十回，《红楼梦》早湮没不传了，程高之功伟矣大矣！

         说我们都该感谢高鹗。吹求是“偏见”、“偏激”……。

         说一百二十回“全本”才是“原著”。

         张爱玲对这些论调似乎不大介意，她不置一词，其风度可想。

         雪芹辞世已满240年。附骨之疽仍在。赞疽之声，洋洋盈耳。写罢这个悼张小册，不禁惘然。

诗曰：

七家岮里诞奇才，脂粉英豪亦可哀。
今日更无人似此，呼牛呼马是关怀。
一卷重温有异同，新知旧学教爱童。
不须惆怅无人会，自有中华闺阁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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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张爱玲曾对人说，人生恨事，旧说是一恨海棠无香，二恨鲥鱼多刺。她又添上一恨，即三恨《红楼》未完，我再替她补上一恨：狗尾续貂。

        旧说二恨，我最不喜欢所谓鲥鱼多刺。仿佛人家鱼身上自己原生多少骨刺就生多少，难道人家生不生就是为了给人吃着方便？这是从自私和残忍的心理立场出发的“恨”，无非是个口腹之欲罢了，真是俗不可耐之至。

         至于恨海棠无香之说，就较为风雅高致得多了。但郑板桥却说过：“室雅何须大，花香不在多。”花之香不在浓烈，而在清微。况且，海棠到底有香无香？恐怕大有研究之必要。因为，比如音波，其频度高的人耳不能接受，却不能说人家“无声”。同理，香亦有“波”，若其波乃人耳所不能接受，就说人家“无香”，可谓太浅薄幼稚了，是不知天高地低，渺小无知的想法了。

         还有，海棠之香，恐怕也在于有的人能闻得，有的却闻不见。试读东坡咏海棠诗：

         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霏霏月转廊。

诗人明明说的是“香雾”，可知东坡是能闻得海棠之香的一个“异人”。

         说到这儿，我才回到《红楼》上来：海棠是湘云的象征和化身，那么，湘云身上有香无香呢？
  
         我以为，湘云不但有香，就连名字的“湘云”，也是坡诗“香雾”的变词——雪芹的“笔端狡狯”，此一例也。

         这层寓意解开以后，便又可联想到东坡的密侣朝云。

         朝云、湘云，涵义无多分别，很易唤起人们的诗境联想。但朝云是“定位”者，而湘云则是曾经离散之人。从史达祖的词，可以看得清楚：“湘云——不记是行人：楼高望远，应将秦镜，常照施颦。”相思相念之辞也。这一点切合史湘云的身世命运，与“柳絮词”同义。

         晏小山词云：“流水便随春远，行云终与谁同？酒醒长恨锦屏空。相寻梦里路，飞雨落花中。”可助想象，其境依稀有其似处。

         “湘”实又北音“香”的谐声词字。怡红院中，“香”字居首，所谓“红”者，即是“红香”，其大丫鬟麝月、檀云，实即香月香云——更不用说“花气袭人”即是香气。

         还有，小丫鬟中又有蕙香，而蕙者，又与“崇光”相切，即《楚辞》所说的“光风转蕙、泛崇兰兮”，而雪芹将此名句借与了海棠，成为“崇光泛彩”一匾，受到宝玉的极口赞赏。

         种种微妙，不可遽以一端浅测，故大文家的手笔，与小家子总是不同，也非陋儒所能晓悟。盖此亦不仅仅是个文学的事情，其根本仍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大课题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一节所论，似乎逸出题外，与张爱玲脱离了“话缘”。但我正是想借此表明：她的红学路数，似乎与这些较深的层次尚有隔阂。

诗曰：

谁把湘香认海棠，湘香何必即江湘。
行云流水歌声切，春梦随云忆散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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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  张爱玲的卓见，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：她认为，贾家遭祸败落本来是从东府贾珍那里引发，而非西府贾政。她举了例证，如江南甄家人来，是贾珍接待……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个说法，乍听不一定即能接受，而细思却有道理，即在文字表面的背后，另有重大事故隐含在内里深层。因为那是不能明写的，必须用“假话”以传“真事”。

         这就要从秦可卿说起——

         “情天情海幻情身，情既相逢必主淫。漫言不肖皆荣出，造衅开端实在宁。”

       二百年来，人们就被“淫”（“爬灰”……）瞒蔽住了，以为“不肖”，是指声色享乐、不务正业一类意义，不知那指当时的“政治罪名”：指的是“行为不端”，“结交匪类”，“奸党”等等用语。

         这事本是说来话长。幸而近年作家刘心武先生已然把内幕焦点抉示出来了，他说：秦可卿出身不凡，是皇族之女；从养生堂抱来云云是托词假话：她出丧大殡礼仪之重，决非一个宁府长孙媳所能承当享受，看看那诸王路祭的场面，六宫都太监吊唁的特异，皆可表明另有内幕真情。（此为大意，刘先生著述具在，兹目坏恕难详引）。

         刘先生此说出后，纷纷诘难，我却觉得应当给以重视，深入研究，不要轻心率意，即泼冷水。

         最近，这个问题的局面获得了巨大进展，步步走向接触了历史真相的核心。

         原来，曹家的第二次抄家由弘皙“逆案”株连，正是远从康熙太子胤礽之被废、雍正夺嫡引起。雪芹小说中的“世袭”，实指曹家是玄烨康熙与其太子胤礽的两代保育嬷嬷的内务府世家。书中“荣禧堂”金字是康熙御笔，而匾下对联银字，正是东宫太子的赐书！

         秦氏亡故，贾珍一定要用“义忠亲王老千岁”留下的“樯木”棺木，贾政说是此非“常人”所用，已妙笔点醒真相了！

         再看，可卿“托梦”对凤姐所说的一夕秘谈，岂是“常人”所能预见而有此身份口气？——“天香楼”分明透露了可卿本是“天香云外飘”的皇家之女，应即胤礽之长子弘皙的幼女，遭事后隐名寄身于曹家老保母之家。
这么一讲，即可恍然：所谓的“淫”，是“泛滥”之本义，是掩盖政治原由的特殊用词——倘不如此，当时读者尤其皇族内廷，一眼就看懂，而灭门之祸就不可或免了。

         贾珍的“不肖”，祖宗的“异兆悲音”，全系于此，却用了当时一般宦家王族的享乐生活的“过失”来迷惑了读者心眼与追究的兴致。

         所以，张爱玲的卓见是非凡的。

         再看主管这件大丧礼的是谁？是特请的王熙凤。是因为她的才干胜于尤氏吗？表面似是，实则是要西府的主家内眷。这都是文心匠意，内有藏掖，不可用一般小说的眼光来衡量评议。

         一部《红楼》的家亡人散，由这儿伏下大脉络，也就是全部的关键所在。

诗曰：

此情不是一般情，几代渊源死与生。
看到家亡人散后，始知东府事非轻。

.
        张爱玲，间世之奇才，尚不知文坛评界认为谁可与之比肩？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材，有吗？

        看她文萃风格，其为人绝不轻狂，也非“神经质”，出言落笔，各有分寸。因此，她对高鹗下的评语，益发令我“如雷震耳”，她说了两句惊倒世人的话，一次说：高续《红楼》是

       狗尾续貂

       再次说，高鹗相附在雪芹书上，已成

       附骨之疽

       三次说：

       高鹗死有馀辜！

      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、轻轻松松的话。她无法“克制”了，如鲠在喉，不吐是忍受不住了。

         这已不再是“风波”“情面”的事，要动“真格的”，势不两立了。

         这让我感叹，让我喝彩，让我下拜。从清乾隆辛亥、壬子以来，不曾有哪位英雄伟士说过类似的话？

         这不由我一提胡风先生。胡风是第一个敢说高鹗之伪续是“居心叵测”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“骗局”。

          我当然也想起我自己：对高书说过几句失敬的话，就有人批评，这是“偏激”；也因此使某些专家教授怀恨在心，百计为之“报复”。不知这些尊高贬曹的“红学家”看了张女士和胡风先生的话，又作何感想？

          谁也不与原作者伪续者沾亲带故，谁也更不与他们是“前世冤家”。使张爱玲以及胡风说出那样话来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思之思之，悟乎悟乎？

           糟蹋中华民族珍宝，是最不可恕的亵渎和犯罪。附骨之疽可以而必须切除、消毒，并防止复发。最大骗局，岂可不暴光？受了蒙蔽的读者无过，他们有朝一日也会觉察，不会把假丑恶当成真善美。

         至于熙凤之女，巧姐儿与大姐儿是一是二，专家也成了争议之题；她引了《金瓶梅》的例证，数语可决：巧姐是专定乳名，大姐是称女儿的泛词，何来矛盾？（写得忽“大”忽“小”，与此无干，是行文的问题）。故我亦不再赘说。

          张爱玲对任何问题都不放过，如马道婆话激赵姨娘，早本说的是她受“折磨”，后本改了“委屈”。哪个对？其实，“折磨”并不定指“酷刑拷打”，完全可用来形容处境的难处。“委屈”倒没什么了不起了，大家庭人多势杂，谁无委屈？

            校勘之事最难，要有“咬文嚼字”的耐心明眼，更要有语文文化多方面的知识见解。通情达理，方能做到字斟句酌。不能宏通博达，也会造成比较取舍上的失误，好的丢了，以为所有“修改”就定胜于初——这构不成一条定律。

          以上的话，是我触事抒感，并非批评张女士。她没有一概重视后改之意。读者幸垂明鉴。

诗曰：

出语惊人总为何？岂同私撼肆仇訶？

中华自有连城壁，泥陷污途恨几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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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    袭人这个大丫鬟，是历来最为人唾骂的角色。人们认为她最奸坏，最无品，伪善杀人瞒哄宝玉……，几乎集众恶于一身，罪不容赦。张爱玲却没受这种成见的影响，倒有点儿挺身而出，为之辩护的气概。

         她举了程本如何一再改动文字，有意损坏袭人的形象。她又解读《芙蓉女儿诔》中痛骂的“詖奴”“悍妇”与袭人无涉，是指王善保家的这个奸谗之人。

        可知她的心田仁善，不肯从俗冤屈一个无辜者。功德无量。

         她自言小时侯爱看戏，台上出来一个人，必先问是好人还是坏人？——自笑这种幼稚的观念，不懂人的性格是复杂的，不能机械地划分阴阳界限。这大约也是从一个小说作者的立足点而如此自白的。这也可能是她并不诟骂讥贬袭人的缘故。

        另有一个现象，却值得讨论—— 《红楼》十二钗，数止十二，称为正钗，而96名副钗者，全是丫鬟，到书之后半部都有相应的乃至重要的情节故事，非同虚文陪衬，而张爱玲对这么多的女儿着语无多，就连鸳鸯、平儿、紫娟等也未蒙多及。细一统计，原来她着意的都集中在怡红院中之诸鬟。计有袭人、晴雯、麝月、檀云，以至遭撵逐的茜雪，被排挤的小红，她都表示了兴趣，给予了笔墨。

       这应如何解释？殊耐人思。

         如果不是我过求“甚解”，那么是否这现象所反映的，正是张爱玲表面不多言的男主人公贾公子宝玉。

          围绕宝玉的这些女儿的种种，受到关注，也就是宝玉受到的关注。

         这一点，似乎正是张爱玲的心理深层的折射。

        与此不无关联的一题则是脂砚。张爱玲已然确认这个批书人是一位女性，并书中人的一个“原型”，十分重要；可是她对这位“同道”却也未曾表露出足够的兴趣。她运用脂批，限于可以为其“大拆迁”“大搬家”论点，帮忙支离的那几条（而且加上误读和错觉）。至于脂砚的大量重要见解，尤其艺术审美的流露，文心匠意的指点，似乎都不在张爱玲的兴趣之内。 这很奇怪。

          因为她自幼酷爱各种艺术，而且精通熟悉。她对脂砚的“画论”——以画法比喻雪芹的笔法名目甚多，又如“伏线千里”的极大特点与重要作用，她也未曾充分研讨——似乎感觉上并不那么敏锐。

         这都与她的天赋才能不太符合。

         复次，我对张爱玲的“古文”（即中国古代语文、文学，包括诸般文赋、诗、词、曲等不同文体）造诣毕竟如何？未曾得见，无从评判。她虽说过，自己“受古文的毒太深”，行文之时省一个字也是好的。若从这句话看，其领会感受甚深，恐怕胜过一力主张“白话化”的那些先生。

       “词寡而理长，语近而意远”，这是中华传统语文的一大特色与优长，而一味只懂“白话”的人是体会不到的，没法“对话”与“共识”。读《红楼梦》而不精通所谓的“古文”，以西方的语文标准来绳量曹雪芹的文笔手法，词语铸造，就会南辕北辙。可惜，张爱玲在版本研究上，只注意“老、嫽、姥”和“旷、（彳狂，一个字）、逛”等用字异写的稿本早晚先后，却不讲哪个本子的文字风格是接近雪芹真笔，或哪些片段是后人添加的。

          在这些方面，她表现得不充分，不完足，甚至显得轻率与盲从（别人）。

           然而，“新红学”已历百年了。百年之间“红学家”如过江之鲫，却极少女性真学者。在我心目中，只能仍推张爱玲为个中佼佼，超迈等伦。这就倍觉此人之可贵，多作苛求，即不公允了。

诗曰：

百年多少自称家，学识如何有等差。

若论女流真拔萃，爱玲才器冠中华。

.
       遍观张爱玲的红学见解，其中最新鲜、最耐人寻味的一点，是她认为湘云是原来“早稿”的主角，但后来将二十回以前的故事“全删”了（直到第二十一回突然上场）。

       这一点已然奇了。谁知更奇的是她又认为林黛玉这个人物原先没有，是后来由湘云“分化”出来的！

       也就是说：湘云是写实的，黛玉却是虚构的。

       这个现象，怕是别人所绝未道过的新意趣、新“方法”吧？

        假使如她所解，那就是作者雪芹由于历史实际上的种种复杂原由（非今日的我们通过简单表面的“考证”所能知），而不便直写他与湘云的自幼真情，故此“化”出另一位“表妹”，借她来写二人的感情。

        又假使是如此，那么等到作者一旦“借”写的目的达到了，就只得安排一个黛玉早亡的构局而将她“交代”了，以便将真实笔墨“移交”给湘云本人。

       那么，书中到了第七十八回中秋联句，黛、湘独在，宝钗退避，她二人一虚一实，幻为奇文——这方是艺术，这方是“创作”——然而，依然真实目标还是“自传”：情节素材的主体还是雪芹与脂砚的——所谓“一芹一脂”，所谓“余二人”的脂批的亲昵语气，一一得到了诠释解读，恍然如“梦”之觉醒。

       岂不快哉！岂不幸哉！

       张爱玲的文笔风格、讲话方式，与我甚异；我今为之加注、加讲，申明她含而不往下说的话言，使今日读者豁然开朗，出了迷洞，世界光明，这不算我饶舌多事吧？

       再重说一次：

       所谓“自传说”的本意，是“写自身的创作”，相对于“写别人的创作”而言；从未有与“创作”艺术成分互不两立的任何念头。麻烦并不出在“自传说”者这一方面，是出在误解、不明的那一方面。纷纷扰扰，纠缠了这么多年。

        这番意思，我在上世纪40年代创《红楼梦新证》时，已然说得够清楚了。我说：雪芹的书是“写实”，但穿插拆借，渲染点缀，乃小说家之故常，本不在话下。何必絮絮赘云……。

       张爱玲之内心本衷，不能不承认“一芹一脂”的史实真理，意义深刻。

       这可使一些“弄左性”硬不承认的评论者寻味一下，要不断重新反思，以求真实。

诗曰：

黛玉原来属子虚，雪芹何以有为无？
湘云方是真脂砚，失乐园曾绘画图。

[副篇]字体与正文区别一下

       张爱玲的“大拆迁”“大搬家”论，受了吴世昌的影响，而且十分严重。其实吴的论点是需要推敲的。如前文已举，他说第五十八回老太妃之薨本是元春的事——元春在八十回前那么早就亡故了……不知老太妃之薨是史实，是乾隆二年正月的事，太妃是康熙老皇帝的庶妃（后封熙）嫔者也，与元春之死于乾隆四五年间，纯属风马牛不相及。

       又如吴氏非说秦可卿之死原在“最后”，现存文本是“移前”了，云云。其理由何在？不过只是十二钗册子排次秦氏居末罢了。殊秦氏之居末，只是因为她乃“家亡”“人散”两大线路的兼“并行关系”人，即：她一方面是托梦于凤姐的家亡人散警示者，同时又是与宝玉关系非常的重要人物——如把她排在钗、黛、元、探、湘、妙之后，则只与“人散”相连；如排在凤、纨、元、迎、惜、巧之后，则又与宝玉人散一方关系不切。故此只得排于末后。然而这与死亡的迟早又有何交涉乎？

       这种臆说猜想，却使得张爱玲上了当，营造出大量的“搬家”论来。

       话要公道，她对吴亦非句句采纳。例如，吴见《甲戌本》有一批云：

      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，乃其弟棠村序也。余（今）赌新怀旧，故仍因之。

吴氏据此，遂断言脂砚“保留”了《风月宝鉴》中的每回的“小序”——即变为“回前批”者是也，云云。张爱玲就不大赞同这个“小序”论。

       其实，经典中如《毛诗》，有大序与小序，小序即每篇诗的注解形式；至于小说，从来也没听说还有什么“大”序与“小”序，这不过是他一己的论点，但他却作诗说：“棠村小序分明在，红学专家苦未知！”（有人和韵云：“棠村小序何尝在？红学专家一笑知。”亦红坛掌故。）

       在此不妨顺便说说拙见。

       《风月宝鉴》之名，为“东鲁孔梅溪”所题——即是“其弟棠村序也”，此为一事两见，词字稍变而已。盖作序的，即是题名的：棠村者，即是梅溪之又一别署而已。

       是故，脂砚所云“故仍因之”，就是仍存其书名，以表“怀旧”。并非什么保留了“小序”。

       很明显：如系旧书“小序”，那定必每序内容是涉“风月”之事的话语。然现存的回前批（吴谓之“小序”者）
何尝有这些“风月”内容？既然新书已不再是“风月”之鉴了，又为何非要保存那些不相切合的“小序”？况且，雪芹并没有一个给他作序赞助他的“其弟”；另条批已分明说是雪芹本因棠棣之悲、鹡鸰之威，方撰此闺阁之传：可知有弟与之不和，并加威逼，安有“雅兴”为他的小说作序哉？

       所以，那“弟”应作“娣”，乃脂砚自指之隐词也。

       “梅溪”乃宋词人史达祖之雅号，故切湘云之姓，而史梅溪词中正有咏“湘云”的作品。这是借“史”喻姓。
再者，“东鲁孔梅溪”也是隐词，因为“东”是日升于木的“像”，五行之中首为“东方甲乙木”。可知曰“东”者，取其木义，下联“孔”，则“子”之借字也——“木”“子”合为李姓，则脂砚湘云之本姓也。

       “棠村”也没脱离了湘云，她的象征是海棠花，是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，我已不知说过多少次，恐怕人都嫌烦了吧？

       总结一句：棠村、梅溪、脂砚，是保留《风月宝鉴》一名的题者、序者、“因”之者。这儿根本没有什么“小序”的事情。

       张爱玲不采此说，有所甄择，毕竟还该表而出之才是。

诗曰：

小序奇谈且自夸，梅溪姓史见才华。
东方是木联加子，鲁籍旗奴讳李家。